1927年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，汪精卫也发动了七一五分共。
在蒋、汪联合镇压共产党后，宁汉两政府的合并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，为了争夺中央领导权，国民党各派展开了激烈斗争，蒋介石一时成为众矢之的。
处于各种矛盾旋涡中的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3日离宁赴沪，14日，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，在一番“进退生死，一以党之利益为依归”的冠冕堂皇言辞下，黯然下野。
对蒋介石的下野，二陈虽感十分惋惜，却也无可奈何。8月14日，蒋介石要离沪到老家奉化溪口，陈果夫与张群亲自护送返浙。
在溪口，陈果夫陪蒋介石登武岭，游剡溪，徜徉于高耸的危崖和潆洄的流水之间，赏隔溪之绿竹，观岭上之苍松，似乎其乐无穷。
溪口文昌阁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
实际上，他们的心思，不在山水之间，他们在积极筹划，准备蒋介石的重新上台。
蒋介石下野后的第二天，即8月15日，北洋军阀孙传芳领残部偷袭京沪路龙潭一带，南京局势日渐紧张，而这时，陈果夫与陈立夫对南京方面采取不合作主义。
当陈果夫陪蒋介石到奉化时，陈立夫退居上海，不久，陈果夫也来到上海。而南京方面因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吴倚沧病逝，电催陈果夫即到南京代理组织部部长职务。
对此，陈果夫大耍滑头。他想，接受任命，对不起蒋介石，不接受任命，南京方面会任命其他人，因此，他欣然接受，但却一直呆在上海，迟迟不赴南京上任，致使组织部长虽有名而无其实，部内工作处于混乱之中。
与此同时，陈果夫与陈立夫正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开展拥蒋活动，他们上下串连，各方联系，逐渐聚集起一股强大的拥蒋势力。
还在北伐战争时期，陈果夫与陈立夫为了反对国共合作，建立了自己的嫡系势力，他们与曾养甫、陈肇英等一些浙江籍国民党员，于1926年11月在广东成立了一个组织——浙江革命同志会。
这个组织以地域为纽带，以拥蒋反共为目的，很快得到发展。后来，陈果夫随蒋介石到南昌后，便与江西的反布尔什维克组织头目段锡朋搞到一起，并使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，成为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核心组织。
为了使这股右派势力迅速控制整个国民党，陈果夫经与蒋介石密谋后，便以中央组织部长的名义，将这个秘密组织成员委派为一些尚没克复的省市党部负责人，使这些地区一克复，便由他们的势力控制起来。
但是，北伐军占领南京、上海后，由于蒋介石、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，北伐一度停止下来，于是，这些拿着空头任命的人一时好梦难成，只好从广州、武汉来到上海，寻找他们的主子。
此时，蒋介石与二陈都自身难保，岂能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只能惺惺惜惺惺而已。但他们在同病相怜之中，也认识到了一个道理，即要想求得一官半职，必须蒋介石再起。
而陈果夫与陈立夫也从这些散兵游勇中，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，于是极力鼓动他们联合起来拥蒋。就这样，以二陈为中心，这股拥蒋的势力抱成了一团。
9月28日，蒋介石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，偕张群一道赴日本访问。
还在下台之时，蒋介石在军事上抓住黄埔系，把黄埔学生交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负责，以保持自己对军事实力的控制权；在党务上，则抓住陈果夫，让他控制各地党务干部。
在访日前夕，蒋介石在上海召见了陈果夫与陈立夫，蒋介石希望陈立夫一起去日本，但陈立夫以身体健康欠佳，极需休息，且不懂日语为由没有应允，蒋介石也不强求，只是向他们面授机宜，要求他们带动拥蒋势力大造声势，使南京陷于困境，并看准机会，实行反击。
对此，二陈心领神会，在蒋介石出访日本后，他们更加紧了国内的拥蒋运动。
这时候，桂系的白崇禧曾专门找到陈立夫，希望聘请陈担任他的顾问，陈立夫因蒋介石下台，对政治没什么兴趣，因此，没答应白崇禧聘任，他想放弃一切政务，重去当矿业工程师。
虽然如此，他还是希望蒋介石有朝一日能上台，因此，在机要科交接时，蒋介石的机密文件、密码及其他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他并没有交出。
蒋介石的下野，促进了宁、汉、沪的合流。9月11日，宁、汉、沪三方中央党部代表，终于坐在了一起，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的寓所举行谈话会，经过三天讨论，决定在国民党三大前，先成立特别委员会——“汉宁沪三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”，共有委员32人，候补委员9人。
9月16日，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后，正式在南京成立，决定接收宁汉沪的中央党部及中央政治会议，改组国民政府，宣告“中央特别委员会，代行中央执监委之职权，改组国民政府”。
这时，由于国民党的一批元老派人物如胡汉民、张静江、吴稚晖、蔡元培、李石曾等均辞职，声称“各为故里游，一了百了”，使得党务大权由西山会议派所掌握，谢持、居正、林森、张继、邹鲁等人均进入32人的特委会，谢持居然成为特委会3名常委之一。军政大权则操于桂系之手。
谢持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
时刻窥测南京动向的陈果夫与陈立夫见时机来到，便率滞留在上海的那帮拥蒋势力，揭起了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旗帜，尽管陈果夫已被特别委员会推为农民部委员，但他表示决不就职，而将主要精力放在拥蒋上台方面。
为了使他们反对南京方面的行动形成一股有纲领的政治力量，二陈经过多次策划后，于11月初，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，取名为“中央俱乐部”。因其英文缩写是CC（英文为Central Club），故该组织也简称为CC。
中央俱乐部以反对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，实际上，是以拥蒋、反共、清党为主要职责。
二陈兄弟表面上搞得似乎很热闹，而实际上是一个架子。中央俱乐部开始成立时，就只有滞留上海的一些人，加上邻近上海的一些省区党部骨干，计不到40人。
“以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山西、南京、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张强、洪陆东、许绍棣、潘公展、苗培成、马元放、郑异（后以字行，名郑亦同）、萧铮、程天放等为主干……并拥护戴季陶、丁惟汾、陈果夫等为领导人，负指挥责任”。
戴季陶和丁惟汾虽然被推为中央俱乐部领导人，但却很少参与其活动，其主要负责的实际上是陈果夫与陈立夫。
在二陈的领导下，其成员主要通过在一些刊物上写文章，反对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，为蒋介石上台大造舆论，如陈果夫当时与戴季陶等人创办的《新生命杂志》，就是作为其宣传的阵地。
正当二陈兄弟为拥蒋上台多方奔走，大力鼓噪的时候，蒋介石也完成了在国外的活动，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，于11月10日回到上海。
蒋介石对二陈的这一举动给予了赞扬，并要求他们把活动开展到南京去。于是，陈果夫专程来到南京。这时，南京方面已发生桂系与汪派争夺中央权力的斗争，导致桂系出兵讨唐，并击败了唐生智。
11月22日，陈果夫运动一些国民党人举行“庆祝讨唐胜利大会”，实际上，矛头直指中央特别委员会。会议“通过促开四中全会，拥护蒋总司令复职，打倒中央特别委员会及西山会议派”等议案。
会后，还举行了游行，结果遭到西山会议派分子葛健所指使的军队枪击，击毙4人，伤20多人，这次事件使中央特别委员会和西山会议派声名狼藉。
1928年1月4日，蒋介石带领陈立夫等人，得意洋洋地回到南京“主持大计”。1月6日，在蒋介石的指挥下，谭延闿、陈果夫、丁惟汾接收了中央特别委员会。
丁惟汾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
7日，中央党部正式办公，特委会宣告取消。9日，蒋介石向全国通电，宣告复职，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、中央组织部长等职。
对二陈兄弟在拥蒋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耿耿忠心，蒋介石当然不会忘怀，他认为，二陈是经过患难的忠臣，因而，对他们更加信任。
此后，陈立夫继续留在身边参与机密事宜，陈果夫仍然回到组织部任副部长，并代行部长职权。
至于为拥蒋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中央俱乐部成员，也都一一被蒋介石委以重任，将他们分派到一些地方省市担任党部负责人，去取代汪派或西山会议派在各地的势力。
于是，这些人皆大欢喜，分赴各地上任。这样一来，中央俱乐部似乎烟消云散了。
其实不然，二陈由于掌握了中央组织部的大权，更加紧了对这些人的控制，而这些人也体会到，只有服从二陈，他们的乌纱帽才能保住，而且还可以升官晋爵。
因此，这股拥蒋反共势力更加紧密地抱成一团，他们除了继续拥护蒋介石，排斥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外，更主要的是开展反共活动。
他们主持各地的清党委员会，大肆迫害和摧残共产党人与各级组织，在政治上起了更加反动的作用。
在二陈兄弟炙手可热的权势下，人们开始把CC解释为二陈（陈字英文译音的第一个字母是C）的简称，CC系也就成为以二陈为首领的国民党内一大派系，也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嫡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