岳氏一家人的沉浮（三）
（二）父亲
父亲岳元圭，字光辉，生于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农历八月二十九日午时（比蒋介石早出生15天）。父亲六岁丧母，全靠曾祖母照看才读了半年私塾，家穷无钱求学。家庭破粹、贫困，家不象家，在曾祖母的撮合下，祖父与孀居多年的李氏成婚，次年生下岳元法幺叔。父亲身体瘦弱，每天还要背小弟弟玩耍，有时背不起常有跌跤情况，两人同时摔在地上，因此常遭后娘打骂。年仅十岁的父亲仍是面黄肌瘦，衣服脏破、光头赤脚。年老的曾祖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，常教育祖父：两个儿子都是你亲生的血脉，手板手背都是肉，不要爱一个弃一个。一屋两头座的幺公幺婆是慈心人，看见父亲经常是一天吃两顿，有时把父亲叫到他家去吃点东西，如果是后娘知道了常用竹条子抽打父亲。有一次打得很凶，父亲身上的血印迹半月不散，父亲受此歧视虐待后，以后再也不喊她一声妈。父亲的衣服破了全靠曾祖母补缝，身上生了虱子全靠曾祖母汤洗，全凭曾祖母的关爱父亲才不易长成人。
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祖父每逢一、四、七日都要去中敖场担煤炭，一天来回要行100多里，十分劳累，晚上回家要喝点小酒以解疲劳，每次都叫父亲去对门坡下的李家烤酒坊买酒。李家是秀才之后，子孙专横跋扈，少爷常欺负我父亲说：黄叫花儿，又只有八个钱的酒？父亲人小志不短，这种侮辱他一辈子都忘记不了。后来我们弟兄大了，他常教育我们要发奋读书，才不会受别人糟蹋。
祖父三天赶两场，只有一天在家种地，十二岁的父亲也开始种地，由于年少气力小，用不了三斤重的锄头，就专买一把一斤多的锄头锄地，挑粪也只能挑半桶。十六岁时，种地的责任全落在父亲肩上，这十二亩祖业地也很宽，因为我们当地俗成规矩是：干田和水田才算面积，土是一律不算面积的，所以这十二亩祖业地很宽。农忙收、种的季节，都是出早工收晚工，有月亮的晚上还要出夜工，即是人们常说的“挖月亮锄头”，有时还要做到月亮落土才回家。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为了能多收几粒粮食，即使身体吃不消累起毛病也在所不惜。
大公、二公、么公他们三家都越来越富有，唯独我家没有新气象。父亲思来想去决定买肥猪杀肉卖，开始是小本生意赚了点钱，日子稍久熟人赊肉，久不付钱，常有吵架发生，父亲认为此营生不可再干，找不到钱，还要得罪人。不久经人介绍去内江县河下帮人拉木船，俗话说：挖煤的人是埋了半截未死，而拉船的人是死了半截未埋。干这两种活路是最苦最累最危险的，若在涨水天，常有木船被洪水吞没，或者被触礁而淹死。另一方面，有时掌舵人稍有不小心，木船就搁在浅滩上，船搁滩拉船人就必须跳下水去背船，不管是数九寒天、打霜下雪，拉船人统统下水背船，一直把船背出水面航行为止。即使是冬腊月的冰冻河水里背船，都是不会增加工钱的，每月收入除伙食费外所余无几，不能维持家庭开支，而且还不能兼顾家庭生产，再三思考，还是回家种地。有空隙时下乡到各农户家收购三、五斗黄谷，加工成白米出卖，从中赚点碎米和糠用来喂猪。下乡期间，常去岳家坪祠堂内看教授岳姓子弟练“岳家拳”，他也在一边旁听，也学到了一些岳家拳拳术，并且力气猛增，能打赢三个人。
1909年父亲二十岁，有人介绍离我家30里的雷响坝李怀仁之女，年方二十一岁。李家家贫，只有田两亩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篾门对篾门，姻缘前世定”，一谈便成，半年后完婚。我这位母亲未进过学堂，因此也未取名字，只有小名“银堂”。她为人慈善、勤劳，一切家务劳动她一手包干，还要帮助父亲做坡上的农活。她是裹了双脚的妇女，那是一双四寸长的小脚，走起路来总是跺一跺的，看起来似乎有些不方便，可干起活来是我父亲最得力的好帮手。母亲的勤劳治家无私付出，换来的是一年能卖两次肥猪和两窝小猪仔。她每天早上鸡叫第三次起床，到晚上二更天才能睡觉，这是她一年365天的劳动日程表。除了劳动外，陆续把我们七孩子教养成人，实在是辛苦呀！她一辈子除了正月和外公外婆的生日回娘家去一趟外，从未去过哪家人户，一辈子只赶了个李家街，其余时间都是忙活路。大姐二姐出生后，第三胎是世才大哥出世，父母真乐，做活路都把大哥背在背上，娃娃背篼都背烂三个。父亲挑粪、犁田都把大哥背在背上，爱子之心何等疼惜！
幺叔成家后，家庭人口逐年增加，开支加大。民国十三年（1924年）大天干，稻谷无收，全家十多口人只有节衣缩食，每天中午饭每人一碗干一碗稀，晚上煮点豆豆小菜……就算一顿。同院住的么公主动将米、麦借给我家，不计利息，才得以渡过灾荒日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