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|王永魁
《字贯》是江西新昌县举人王锡侯编纂的一部按天、地、人、物四大类统字的简明字典。这部字典于乾隆四十年（公元1775年）由王锡侯自费刊刻出版。王锡侯希望借助《字贯》的出版，能让自己名利双收，却没想到自己因为这部书招来杀身破家的惨祸。
乾隆四十二年（公元1777年），王锡侯的同族人王泷南（王锡侯多年前曾得罪过他）到新昌县控告王锡侯编纂的《字贯》“狂妄悖逆”。控告的理由是，王锡侯在《字贯》的序言中批评《康熙字典》“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，学者查此遗彼，举一漏十，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”，批评《康熙字典》就是批评康熙皇帝，批评康熙皇帝就是“狂妄悖逆”。新昌县接到控告，不敢怠慢，忙将案件禀报江西巡抚海成。
图注：康熙字典
海成审阅《字贯》的序言后，认为这并不能算是“悖逆”，改定为“狂妄不法”。海成具折上奏乾隆皇帝，建议将王锡侯革去举人头衔，再做进一步审理，同时将《字贯》一起上报。
不料，乾隆皇帝看了海成的奏折和《字贯》之后勃然大怒，于十月二十一日发布上谕：“第一本序文后凡例，竞有一篇将圣祖、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，深堪发指，此实大逆不法，为从来未有之事，罪不容诛，即应照大逆律问拟，以申国法而快人心。”“乃海成仅请革去举人审拟，实大错谬……海成实属天良尽昧，负朕委任之恩。著传旨严行申饬。”
图注：乾隆皇帝画像
乾隆皇帝的上谕包含两层意思，一是王锡侯触犯圣讳，大逆不道，应该处死；二是海成审查不严，应该受到责罚。关于触犯圣讳的问题，乾隆皇帝早年曾经说过：“避名之说，乃文字末节，朕向来不以为然。”现在却借这个问题大做文章。关于海成的责任问题，其实自从乾隆三十九年（公元1774年）下令查抄禁书以来，海成还是尽职尽责的，仅他查办的禁书，就有八千余种，乾隆皇帝曾对其深表嘉许，号召其他官员向他学习。
然而，此时的乾隆皇帝为什么要从重处理《字贯》案呢？
一是当时正在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全国一切书籍都在征集之列，任何有可能影响清朝统治的文字都应禁毁。在这种环境下《字贯》竟然能刊行两年之久，据此，乾隆皇帝认为民间的异端思想还是很有市场，因此要从重打击。
二是乾隆皇帝认为自己下令查抄禁书以来，各级官员在贯彻执行上打折扣，执行皇帝谕旨不认真不得力，于是就拿自己曾经嘉许过的海成开刀，杀鸡儆猴，敦促其他官员加紧查抄禁书。乾隆皇帝明确说，严惩海成就是为了“使封疆大吏丧良负恩者戒”。
图注：四库全书
《字贯》案的处理结果是：王锡侯满门抄斩，家产充公；海成虽是旗人，也被判处斩监候；海成的同僚因看过《字贯》而没有发现严重问题，被贬谪；海成的上司因领导责任被降级留用。王锡侯和海成等人都成了乾隆皇帝进一步加强思想钳制的牺牲品。
参考文献：
杨峰，张伟：《清代经学学术编年》下，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
孔令升：《清代文字狱解密》，古吴轩出版社2013年版
